云南商会由于其所处的场域极具特殊和典型, 其组织架构和呈现的面相有一定的地方特质。清末民初云南商人群体力量发展壮大, 亦热衷于建立新式商人组织, 因此, 其组织机制呈现出会董和帮董共同治理的局面, 帮董在具体商务事宜中发挥较大的能量; 同时, 各地商会相继创设, 尤其是社会经济环境独具特点的地区, 其商会的设置彰显出云南僻处边陲和多民族的典型地域特点。在西南军阀政争时期, 云南商会组织历经“无序”到“有序”的转变, 军、政、商三方之间既有冲突, 又有“利益”合作, 这在地方派系的内争和鸦片贸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云南王”龙云统治滇政以后, 由于云南地方政权的独立性所在, 云南商会组织的发展呈现“马鞍形”的态势, 在组织结构上形成“五科一处”的常态化格局。抗战时期, 云南商会呈现出突飞猛增的发展态势, 省级商会联合会得以筹组。在战时统制体制下, 云南商会积极应对战时事务, 回应了中央权威的渗透, 因而形成了超稳定的组织治理体系。在抗战胜利结束后, 云南商会在面对多重政治势力角逐的政治环境中, 其生存空间和职能运作呈现出衰微的态势, 而并未实现如沦陷区商会组织的有序整顿和重组。新中国建立后, 云南商会组织的改造相对滞后, 商业联合总会作为过渡组织, 在工商联筹组之前着手进行接收改造事宜。
